“三贴近”的本质是坚持实践第一观点

    俞文明：李长春同志对新闻宣传提出“三贴近”的要求，我理解，其中的本质是强调树立实践第一的观点，把回答和解决实践提出的重大课题作为新闻宣传工作的中心任务。强调新闻宣传要贴近实际，而非让实际来贴近宣传。
    这是一个必须牢牢铭记的关于新闻工作的宗旨和理念。这些年来，我们对这个新闻工作者赖以安身立命的宗旨和理念似乎有些淡漠了、弱化了，满足于图解文本、命题作文，习惯于拿着“花篮”去找“花朵”；按照“花篮”形状，去取舍“花朵”，最后做出来的东西虽然艳丽，但不协调，也很容易枯萎；即便有些生命，也像漂浮在水面的花，终究根基不深。
    新闻宣传坚持实践第一，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本原理的必然要求。人民群众的实践和探索，是新闻的源头；尊重、发现和弘扬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是新闻工作者的职责。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是实践中创造的，党报要为它鼓与呼，为它创造舆论环境。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才是真正的“三个代表”。也只有这样，才能让群众真正关注媒体，信赖媒体。这一条如果做不到、做不好，谈所谓的贴近性，还是没有抓住本质。
    尊重、发现和弘扬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敢为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人民根本利益鼓与呼，浙江日报有很好的传统和实践。在改革开放初期，如推行联产承包制，支持发展社队企业，推动国营和集体企业放权搞活改革，为温州发展民营经济撑腰，以及鲁冠球、冯根生等一批企业家的改革，无不得到浙江日报的支持和推动。当时，什么“风波”、什么“事件”之类的报道经常见诸浙江日报。读者来信反映的事关改革的倾向性问题，都是媒体发现并不断推进报道，才成为日后的经验和著名人物的。如果在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群众都在看浙江日报，看浙江日报有没有说话，怎么说话的话，那么党报就有生命力和权威性了。这是党报有没有“三贴近”的根本标志。
    我们要讲好“主义”，不错；但更要讲好、研究好“问题”。讲“主义”的目的也是为了研究“问题”，“主义”也是来自“问题”的。这些年，报纸讲“主义”的过多，图解“主义”的过多，按图索骥的过多，群众就认为你是拿个筐子来套的，是有“预谋”的，感到不贴近，就是灌输。李长春同志说“不要把群众作为被动接受的对象”，批评的就是这种现象。
    我们经常在引用的那句话：“铁肩担道义”。这个“道义”就是生生不息、与时俱进的社会实践。要担好“道义”，一靠勇气，要有直面实践和生活的勇气；二靠记者的作风和水平，愿意下去，下得去，贴得近、抓得住、拿得准。
    为了贴得近、抓得住、拿得准，在操作上，也可作一些尝试。如可否尝试读者点题制，即变告知为定制（在报纸上征集选题，主要指带倾向性的问题报道和深度报道，这和小报的报料不同）。变我们有什么可以提供，为读者需要我们提供什么，需要我们在哪些问题和方面解疑释惑。根据这个，再组织和策划报道。现在的报道策划很多是闭门造车想题目。
    另外，可否尝试重大新闻事件和重大报道的读者联动制，变单向灌输为双向互动，把读者请到版面上来。如“两会”报道可请代表委员和读者对话，比如热点问题、突发事件，请读者来参与，一起议论。
    坚持“三贴近”，除了坚持实践第一的思想外，还要在“妙手著文章”上下功夫。即在操作层面上也要解决一些问题，如采访方式、写作方式等。当然，相比第一点，这是第二位的，这里不展开说了。

    浙江日报头版要带头体现“三贴近”

    李良：作为整张报纸的“脸面”——头版是不是就因为“具有重要工作指导意义”而不要讲“三贴近”了？不是的。李长春同志讲话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改进工作性的报道。
    浙江日报头版现在的工作性报道大致有五大类（以5月份的报道为例）：
    第一类是会议和领导活动的报道，包括中央领导和省领导的活动和会议报道，再加上少量的一些文件、通知等。这类报道的现状是总量偏多，据5月份统计，占总条数的23．4％（总条数277条，其中中央一级的会议和领导活动27条，占9．7％，省一级的会议和领导活动38条，占13．7％）。有的稿子文字偏长，一些好的新闻被淹没在大堆的文字里面；有的稿子标题偏长。改版以后，这类报道要严格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和省委办公厅关于改进领导活动和会议报道的通知要求去操作，减少发稿总量和字数。如单篇稿字数偏长，可考虑转稿。文中如有重要的、新闻性强的内容，可以加做副标题或提要题，突出其“新闻眼”。
    第二类是分析性报道，或者叫解释性报道。这类报道篇数不多，5月份有10条，占总数的3．5％，但因占的版面块头很大，一个月有10条也不算少了。这类报道是我们的强项，大多数是战役性报道，是在编委会领导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的，总体上是不错的。现在存在的问题是：有的稿子自上而下的东西很多，自下而上的东西少；有的稿子观点上面拿，材料下面找，观点加例子，分析较生硬。在总体部署上，有时几个战役一起打，力量调配和版面安排就有些力不从心，几个重点同时突出，反而都突出不了。改版以后，分析性报道要在“体现党的意志和反映人民群众心声相结合”上下功夫，要寻找结合点。这个结合点要到下面去找，到实践中去找。
    第三类是成就性报道和经验性报道，这是量最大的一类，5月份共有87条，占总数的31．4％（这里包括了全省性的和地方性的，包括成就和经验一起报的，包括各地贯彻落实中央或省里精神的）。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一些稿子还是围绕部门或地方的工作来做文章。有的稿子从部门领导或地方领导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较多，从群众的角度考虑问题的较少；有的稿子深入采访不够，材料不够扎实；有的稿子抄现成文字材料的较多，用自己语言的较少。
    这些大量充斥版面的表扬性报道，是这次改版后要改进报道方式的重点。
    关于报道角度：部门和地方工作总体上都与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中心工作是一致的，如果就工作报工作，就会产生雷同现象。深一步想，部门和地方工作的最终目的是什么？还不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我们的报道角度最好也要从这个工作的目的去找，从工作的效果去找，不要从工作的过程中去找。工作目标指向群众，工作效果从群众中找，这样就找到了工作性报道如何贴近群众的结合点。部门和地方工作，群众满意了，高兴了，赞成了，这样的工作才值得表扬。那么，部门和地方工作的方式和过程是不是一定不要报道呢？也不是。少报不等于不报。要寻找以下两个角度来报道：一是有群众参与并理解的工作方式和过程；二是与其他部门、其他地方不同的工作方式或过程。
    关于语言：要学会用自己的语言写稿。这里借用光明日报副总编辑翟惠生的观点——要完成“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从现实感觉到理性思考的飞跃，即对周围的新闻现象认真观察，再把它放到‘大局’的盘子称一称重量，从理性角度认识它的内涵；第二个飞跃则是从理性认识到朴实描述的复归——用实实在在、广大群众最容易接受的语言表现在报纸上”。从第一个飞跃到第二个飞跃，有一个消化、提炼、概括的过程。“如果没有第一个飞跃，你就缺乏最基本的厚重感”；“如果只完成第一个飞跃，你就是自己在玩‘深沉’，往往会把本应简练表述的事情人为地复杂化，你写起来很累，人家读起来更累”。如果只是抄材料，你就是一个浅薄的记者。
    第四类是政策性的报道。这类报道较少，5月份只有7条，占总条数的2．5％。现在刊登的主要是中央和省里的重要政策出台。改版以后我们希望这类报道适当再增加一些，主要是增加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联系的、与本省经济社会发展关联度较大的政策，刊登时适当配一些解疑释惑的东西。
    第五类是言论。5月份只有4条（编辑按、编后不算），占总条数的1．4％。总量偏少，精彩之作较少。改版后，希望多增加一些“哲平”的文章和小言论专栏稿，如“之江新语”。
    上述五类工作性报道，从条数上看，占了总条数的62．2％，但从版面面积上看，可能要大大超过这个比例，估计要达到90％以上，因为稿子“占地面积”都比较大。改版以后，比例调整的方向是“两减两增一平”，即减少领导活动和会议报道、减少成就性和经验性报道；增加政策性报道，增加言论；分析性报道持平。比较理想的版面比例是，发稿总条数和版面面积各下降10％。

    从“三贴近”入手改进领导活动和会议报道

    周咏南：现在的会议和领导活动报道往往有三大弊端：一是把会议和领导活动报道变成了考察现场和会场报道，成了考察者和与会者的形象大展示；二是把会议和领导活动报道变成了程序报道：名单一大段，议程一大串，内容一点点；三是把会议和领导活动报道变成了领导“强调”、“指出”的讲话稿，看不到记者做了哪些深入的思考和挖掘。
    现在中央和省委对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的新闻报道作了新的规定，为我们搞好新闻改革和新闻报道做到“三贴近”提供了难得的良机。其实，会议和领导活动是一座新闻资源的富矿。要使会议和领导活动报道真正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我们可在三“避”三“求”上狠下工夫。
    一、避“滥”求“精”
    要改变逢会和领导活动必报，过多过滥的状况。为了贯彻中央精神，各地都搞了贯彻意见，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字数要求，但是仅仅短还不够。在消息字数变短的同时，还要处理好短与精的关系，就是说要短而新、短而深、短而实。
    我们往往把会议消息的长短与领导的职位机械地联系起来。其实会议的分量是由内容来决定的。新闻报道要深入挖掘会议和活动本身的重要意义，只有把意义挖出来了，体现出思想深度，报道才有分量。
    篇幅变短以后，更要在“精”字上下功夫，把会议中实实在在的内容写出来，把读者不关心的程序和名单能去掉的就去掉。从今年开始，我们对省委重大会议的领导名单进行了简化，从300多字缩到50字左右。有时领导脱开文稿的即兴讲话、插话很精彩，写出来就是很好的新闻。我们记者要注意在这方面下功夫，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如近两年来我们把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在会议和考察时即兴讲话中的精彩内容写成《之江新语》，既短小精悍，又生动活泼、富有哲理，受到省领导和群众的好评。
    二、避“空”求“深”
    我们要用与时俱进的观点看党报优势，既要在增强权威性、指导性上下功夫，同时也要进一步拓宽报道领域和报道思路，创新报道形式，增强党报的贴近性和可读性。在会议和领导活动的新闻写作中，克服公文化、程式化的肤浅现象，努力在求深、求实上下功夫。
    要借会议之题，延伸报道领域，搞好深度报道。记者的眼光要从会议的圈子里跳出来，通过会议提供的新闻线索去挖掘会议新闻背后的新闻。
    三、避“板”求“活”
    会议和领导活动报道作为党报头版的“主角”，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可往往写得枯燥，可读性差，影响了党报权威性、指导性的发挥。
    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求我们记者转变采访作风，不能囿于文件型宣传，不能满足跑场子，要按“三贴近”的要求，多从群众需要的角度出发，跳出旧的模式和套路，在寻常事件中找出新颖的角度，从而抓到真正的新闻。改变过去那种居高临下的“我灌输，你接受”的宣传手法，力求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尽可能用群众乐于接受的方式来激发读者的参与意识，做到报纸与读者互动。

    把“三贴近”要求贯穿于经济报道中

    郭庆：所谓贴近实际，就是要树立实践的观点，把回答和解决实践提出的重大课题作为思想工作的中心任务，作为我们今后报道的出发点。
    这句话看似简单，但做起来却并不简单。过去我们总是比较习惯于从部门寻找新闻线索，以部门和地方的工作作为报道的重点，因而不自觉地对部门产生了很强的依赖性。这样做虽然比较省力，但报道往往工作性强、套话和公文式语言多，读者不爱看，新闻宣传效果也不佳。而按照贴近实际的要求，就要求我们眼睛朝下，从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去寻找报道的素材，然后挑出读者想知道的内容来写报道。
    比如改进企业报道。我认为，今后企业报道应着力从三个角度去探讨：一要从企业经济发展角度去提供政策分析；二要从促进经济发展的角度去解析企业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三要从经济运行中人的需要出发关注企业发展，也就是更多地关注企业中个人的发展、人的发展环境等。在具体操作中，有几点是需要认真把握的：外在环境分析应延伸到世界市场，这是中国加入WTO之后的客观要求；深层剖析要触及产业层面及其关联行业，企业报道若没有对相关产业及企业的触及和分析，是不完整的，一定要与相关的产业、相关的利益主体放在一起观察、剖析，才能真正让读者获得有用的信息；系统分析的关键在于经营环节，经营是企业的核心，而经营包括经营产品、经营人力资源和经营知识资源等，应该更加宽泛地理解经营、关注经营。以这种感觉找企业报道与宏观经济的连接点，报道思路就会变得更加清晰。要懂得去寻找故事，故事选择的基点在于写出如何去参与竞争。这样写出的企业报道就会引人入胜，非常好看。
    所谓贴近生活，就是要深入到火热的现实生活中去，更好地融入生活、服务生活、引导生活，始终把工作视点对准火热的生活，关注朴素平凡的生活细节，聚集丰富多彩的生活场景，从现实生活中挖掘生动事例、汲取新鲜营养。
    从生活中寻找新闻，以小事折射大背景，都市类报纸在这方面就做得比较好。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而大报由于长期形成的思维定式和习惯，这方面的意识和反应速度显得就要“慢半拍”。由于长时间做指令性的工作性报道，已经使我们的新闻敏感性有所退化，碰到突发性事件就反应不过来，或者说我们的思想上产生了惰性，不愿意再费神费力去搞此类报道。同时，现在的部门设置和分线，也缺乏遇到突发新闻事件的应急机制，无法从制度上保证不漏发新闻或新闻的时效性。
    贴近群众，就是指新闻报道要多联系群众身边的事例，多反映群众的切身感受，多运用群众熟悉的语言，多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使报道更加可亲可信，深入人心。比如前阵子有条铁路通车，按常规报道模式，记者看没有省领导出席，就写了一条短消息，简要地介绍了一下铁路的长度、工期、总投资等情况。如果按工作性报道的思路，这样写未尝不可，但若从满足读者需要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报道读者并不能获取什么有用的信息，这也是我们许多稿子的通病。而实际上这条新闻中包含的内容可以十分丰富，如今后旅客出行会有什么变化，它对浙江经济又会产生什么作用等。最后，在报社领导的督促下，我们将这条稿子重新修改了一遍。比较前后两条稿子，内容差别相当大，这实际上反映出的是我们思想上的差距：到底是不是真正把“三贴近”作为我们报道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有的放矢，是指令性报道“三贴近”的要诀

    胡冠平：指令性报道在党报的宣传报道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体现和增强党报权威性、指导性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一、要把党委政府的战略决策和重大举措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必须按照“三贴近”的要求来搞好报道。
    一般来说，指令性报道都是一些主题重大的报道。其承担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我们省报来说，就是要宣传省委、省政府的战略决策、重大举措和部署。
    “创建生态省、打造绿色浙江”是省委的战略决策，我们在开展“创建生态省，打造绿色浙江”这项指令性报道时，如何做到既能体现党的意志，又能反映群众的心声？这就要按照“三贴近”的要求来做好这一指令性报道。因此，在报道中，要增强报道的“两力”、“两性”，向各级基层党委和政府，向广大干部说明白“创建生态省，打造绿色浙江”是从浙江的实际出发的，是符合浙江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同时，通过各地加快生态建设后带来经济发展、环境良好、生活质量提高等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事例，让读者认识到，省委作出的这一战略决策是符合全省人民愿望的，它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十分密切。这样，才能加深全省干部群众对创建生态省这一战略决策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的理解，才能把大家的思想认识统一到省委的战略决策上来，实现人人参与创建生态省、打造绿色浙江的目的。
    二、指令性报道要坚持“三贴近”，就要增强报道的针对性，使报道贴近实际，贴近读者。
    “关注长三角”是今年浙江日报开展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指令性报道。这个系列报道在宣传省委关于主动接轨上海参与长三角协调发展的战略决策时，就充分体现了报道的针对性。
    一是针对读者了解长三角的要求，用大量的事实介绍了上海、江苏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同时，针对人们对上海正在成为国际大都市，还有没有农业，如果有，是一种什么样的农业等疑问来组织报道。在介绍上海的农业时，紧扣“打好服务牌”这一主题，告诉读者，上海农业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子。这条路子就是利用现代化交通，为全国农产品提供周转出口的流通平台；利用发达的会展业，为全国提供展销农产品的平台；利用科技人才优势，为全国提供科技服务的平台；利用上海的信息港条件，为全国农产品提供信息服务的平台，等等。通过这样的报道，既满足了读者的要求，又有助于开拓读者的视野。
    二是针对我省部分干部群众存在的固步自封的思想，用上海、江苏的巨变，让人们看到自己的差距。
    通过这些有针对性的报道，就可以使浙江读者在了解上海、江苏巨变的同时，从中找到差距，看到我们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不足，也为今后我们应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提供可供借鉴的经验。更重要是，通过有针对性的报道，使读者进一步加深省委作出的主动接轨上海参与长三角协调发展这一战略决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理解，从而把各级党委、政府和干部群众的思想统一到省委的战略决策上来，更加自觉地融入长三角，从而实现我省经济社会的新发展。

    树立读者观念，使部门工作性报道“三贴近”

    朱仁华：李长春同志在讲话中说，“三贴近”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三贴近”，就是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就是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就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进俱进的思想路线，就是坚持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更新新闻观念，办一张紧跟时代潮流的党报。
    一、确立与时俱进的新闻观
    “三贴近”如何实现？方式方法可以很多，但最重要的一条是与进俱进，紧跟实际，融入生活，与群众共呼吸同命运。实现“三贴近”，需要我们版式上的大改革，报道内容、方式上的大革新，采编机制上的大动作。这里的关键是，确立与时俱进的新闻观。
    二、牢固树立普通读者第一的观念
    新一届党中央为什么要提出“三贴近”？具体到新闻宣传，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将体现党的意志和反映人民的心声两者很好地统一起来。
    牢固树立读者尤其是普通读者第一的观念，把评判报道价值的砝码放在城乡基层干部、群众身上，他们关心的多报道，不关心的少报道；一版做不到，其他版面完全应该做到。这样报纸自然而然就会“三贴近”了。
    近年来科教卫报道有一点起色，就是开始确立新的新闻价值判断标准，树立读者尤其是普通读者第一的观念，跳出部门、工作，或抢抓、或挖掘发生在科教卫领域而非部门内的新闻，努力做到指导性与可读性的统一。
    三、把是不是“三贴近”作为新闻价值判断标准
    部门工作性报道也好，其他报道也好，值不值得报、如何报，就要以“三贴近”作为判断标准。由此，我们需要实现以下观念上的转变：
    在报道内容上，从重部门向重社会转变。长期以来，省市县（市）党委、政府及各部门是我们新闻的主要来源，离开各级部门，我们似乎也就没了新闻。每当稿件缺乏的时候，我们也只有让记者去各部门找线索，这是典型的党报传统。党报报道如果成功实现从重部门向重社会转变，真正深入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第一线，把版面留给丰富多彩的生活、有喜有忧的群众，才能真正起到引导社会舆论的作用。我们要建立党报所具有的社会新闻的新概念，开通新闻热线并把它作为新闻资源，从中选择符合党报要求的线索、题材进行报道，如此党报的报道就会充满活力。
    从报道选择上，从重工作到重新闻转变。各级党委、政府及各部门的工作报道仍将是党报的主要内容，这些报道除了指令性（主要在一二版）以外，其他报道都要把新闻性作为选用的惟一标准。省级各部门是有不少新闻的，可我们常常会出现漏报、迟报的情况。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往往从部门的角度搞报道，看似面面俱到，四平八稳，但真正的新闻却隐藏在其中的内容里，有时会视而不见。这是传统的思维定势在作怪。至于地方党委、政府的工作报道，要学会从地方党委、政府的决策或工作背后，从实际、从群众的角度做文章。要摒弃工作简报式及一般成就式报道。
    从报道方式上，从静止式向动态、前瞻式转变。我们现在的许多报道大多是静止式的成就报道，是向后看的。事实上读者对这些缺乏时效性和信息量的稿件兴趣不大，对实际工作的推动也是有限的。为此我们必须研究：什么样的报道能有效推动实际工作？哪些报道为群众喜闻乐见？版面上如何包装、处理才能最大地吸引读者的眼球？针对各类新鲜典型特别是热点问题，要多用动态的、前瞻式的方法来进行分析报道，讲求时效性，增加信息量，这样我们的报道才会“动”起来，吸引人起来。

    驻地记者“三贴近”大有作为

    金波：记者站在完成当地市委交予的报道任务时做到“三贴近”，是一个操作性很强的实务课题。因此，我想从“补落差、强指导、求特色、改作风”四个方面来说说。
    一、补落差：补当地市委意愿与新闻价值标准之差。
    从新闻价值来判断，当地市委交予的报道任务，一般可分为三类：一是很具新闻价值的“硬新闻”；二是通过深入采访、挖掘可以总结出一些经验、特点等具有新闻价值的新闻线索；三是不具新闻价值或价值甚少的一般性事件。
    实事求是地说，如果要为市委交予的报道任务的新闻价值评等级，那么，是一种“橄榄型”的分布，即一、三类少，二类居多。
    新闻价值学说与“三贴近”的观点，是从两个方面来看待同一个事物，最后归于一统。有新闻价值的，精心写作的报道，必然是符合“三贴近”要求的，是能够实现“两性”、“两力”的。根据报社改版后的要求，选题、用稿将更多地从新闻价值来判断，从是否做到“三贴近”来取舍。这种标准的提高和变化，与当地市委的意愿存在“落差”。记者站在完成市委交予的报道任务时要做到“三贴近”，其实，就是在题目已确定的情况下，尽量弥补这种“落差”，使稿件符合新闻价值标准，提高“命中率”。
    二、强指导：强化工作性经验性报道对全省的指导意义。
    要强化报道的指导性，我们应从“异中求同”上下工夫。“异”乃方法、措施、经验之异，“同”乃工作效果最终归宿之同。就某项中央或省委、省政府部署的中心工作而言，各地的措施、做法各有千秋，但其要达到的目的是一致的。驻地记者应进一步把握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各项方针、政策，吃透其内涵、实质。不是站在当地看问题，而要站在省报记者应有的高度去审视当地工作中的亮点。
    三、求特色：寻求“人无我有”或“先人一步”的特色。
    我们要善于寻找俗称的“新闻眼”，也就是在高度相似的领域找到与别的地区的不同点来。在很多情况下，不同点就是闪光点。我们要掌握“人无我有”或“先人一步”的新闻素材，进行加工。
    四、改作风：养成深入基层、扎实采访、精心写作的好作风。
    首先，要养成深入基层扎实采访的好作风。市委交给我们报道任务，并非简单地让我们把有关部门的总结材料抄下来，变成报道。我们要根据题目进行广泛地采访，了解到足以佐证的事实材料，靠一些条条杠杠的东西，稿件是无法让人信服的。只有到基层去寻找生动的事实来充实甚至是修正我们已有的观点，才能写出有吸引力和感染力的作品来。
    其次，改变“八股文”式的写法，运用适应现代人口味的文风精心写作。在写工作性和经验性报道时，可以尝试增添其“人性化”的内涵，也就是写作的角度从写事、写工作转向写做事、干工作的人，关注他们的思想脉动，在报道中“见人见事”。
    第三，养成宏观思考的习惯，想市委所想，变被动为主动。市委经常交予记者站报道任务，对待这些任务，记者站应该积极地养成宏观思考的习惯，理清一个时期内中央、省委省政府的中心工作是什么，市委、市政府在抓什么，各条战线是否有可报道的线索。只有站在这样的“大局”下考虑问题，才能有针对性地搞好报道。

    改进采访工作，落实“三贴近”要求

    洪加祥：采访工作如何确保报道的“三贴近”呢？我以为，要解决四个方面问题。
    第一，要解决轻视采访的问题。新闻界有句行话，“六分跑，一分想，三分写”。这“六分跑”就是采访。我们现在有一种情况，拿个观点到农村，可能乡大门也不出，找几个人撮一下论据，采访就完成了。这其实是背离新闻报道的原则的。“六分跑”就说明采访工作最重要，也是最花功夫的，符合“三贴近”。因此，工作性报道无论怎样改进，我们认为，它求正、求快、求新、求实，这个新闻规律是不能改变的。
    现在，有些记者不屑采访，认为采访得来的只是鸡零狗碎的东西。他们即使下去也不“记”。其实，记者是一个以采访为主的艰苦劳动者。记者采访要记，参加会议要记，遇到大事要记，就连坐车、逛街、吃饭、闲聊，只要有所闻、有所感、有所悟，就应该记。现在，许多人把采访要记都快忘记了。
    第二，改进采访工作，必须解决先找“筐”，还是先找“萝卜”的问题。现在有些媒体，对上面的精神了解还可以，但对下面的实情就不那么明了，要记者下去了解，也是表层的，没有深下去。主题先行，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以前我们搞了不少年，吃力不讨好，叫好不叫座。我们要让群众设“筐”，而我们只是为群众提供服务。不要老是把群众当作受教育的对象。那些想入非非端出来的“筐”，让人目瞪口呆。其实，实现“三个代表”过程中群众的做法和创举、丰富多彩的基层生活，党领导群众干的事业远比我们某些人想出来的要丰富得多、精彩得多。我们以后不能再让记者仅仅当采购员了，而要让一线记者有充分的发言权，先搞清“萝卜”，再研究“筐”，然后写出来。
    第三，采访是一门艺术，我们要学会与人打交道。有时向采访对象如何提问，怎么谈，往往影响采访的效果。现在有把采访当作战役来打的，前期材料准备后，往往不直接先找当事人，而是采取打外围、激将法和实地观察以及最后找本人等方法达到采访目的，这应该是采访中的一种。但我们平时采访，更应该采取的方法是，开诚布公的、直接面对式的。但现在我们与群众打交道少了，有时就是下去了也带着“筐”，搞得有时百姓把我们也看作是只会“吹牛”的人。还有，有些记者下去后，眼睛不能向下，对群众的生产生活漠不关心。还有的人下去采访，不尊重采访对象，口气也很大，这样既不尊重别人，也不尊重自己。一个好的记者，应该有无数的朋友，这样他才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见事见人。
    第四，一个好编辑要长期经营几个好栏目，一名好记者必须有几块属于自己的生活基地。以前报社规定年轻记者都要下乡锻炼一年，确实也能锻炼人，但搞了一两年又不搞了，这不利于培养记者。现在一年下乡时间都很少，下村访农就更少，我们似乎已不会与群众打交道了，有的人甚至连问话也不会问。这样的采访怎么能获得有血有肉的素材？我想如果有生活基地会好些。